不只犯罪被害人｜台灣法律的被害人權利地圖

Beyond Crime Victims: Mapping Victims’ Rights in Taiwan Law

本文以「被害人權利地圖」為核心，重新梳理台灣被害人保障的法制架構，打破被害人僅限於刑事犯罪的迷思，指出其涵蓋所有權利受侵害之個人或群體。透過「國家責任、程序保障、預防保護、救濟賠償」四大象限，這張地圖提供一個「被害人友善」的導航框架，協助讀者尋找適切的救濟路徑。

一、法律不只保障犯罪被害人

當你聽見「被害人」這三個字時，腦海中會浮現什麼樣的畫面？長久以來，大眾媒體與社會習慣往往將「被害人」刻劃成：無辜、脆弱、無助，且絕大多數被限縮在「重大刑事犯罪」的情境中。這種「理想被害人（Ideal Victim）」迷思，形成了討論被害人保護時的巨大盲點。

當我們把目光只停留在犯罪被害人，那些遭受國家不法侵害的人民、因工業污染而健康受損的社區居民、因藥害或醫療風險而失能的病患、遭遇家庭暴力、性別暴力、勞動剝削、人口販運或重大交通事故的人們，往往在「被害人保護」的公共論述中銷聲匿跡。

「被害人」不是博取同情的道德標籤，而是一個受保護的法律身分。VST 要帶領讀者看見，被害人在台灣法律中真實且完整的樣貌。

二、台灣法律中的被害人

（一）被害人的法律用語

觀察台灣的法律條文，被害人的概念從不侷限於刑法領域，而是廣泛存在於憲法、行政法、民法、商事法、程序法及各種特別法中。盤點台灣法律中與英文 victim 對應的法律用語，包含「被害人」、「受害人」、「受害者」、「被害者」與「被害人民」，在排除跨類別重複後，總計散見於 97 部不重複的現行法律中（整理如下表）。特別提醒讀者，這項統計反映的是法律用語的分布情況，並不等於 97 部法律都以被害人保護為核心。

此外，法律用語的歧異，未必代表法律定義上的嚴格區分。以《民法》為例，現行條文與相關立法理由中，即可見「被害人」與「受害人」並行，法律用語並不完全一致。¹這種差異較可能反映立法歷史、法律慣例與不同時期立法者的選詞方式，而非一套彼此嚴格互斥的法定概念。不過，在近年的立法趨勢中，法律用語已逐漸統一成為「被害人」。

由此可見，台灣法律對被害人的保護並不侷限於犯罪領域，而是延伸至對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人格、財產、健康、勞動、環境及其他法益受侵害時的權利保障。雖然台灣法律對「被害人」尚無統一的法律用語，卻與 VST 對被害人的界定——權利遭受侵害的個人或群體——在概念上高度一致。

（二）憲法高度的被害人保護

台灣法律對被害人保護的最高位階基礎，在《中華民國憲法》。儘管憲法並沒有抽象定義「被害人」一詞，但透過詳列人民的權利清單，提供被害人民尋求救濟的憲法基礎。

首先，《憲法》第 16 條規定：「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」這是一般性的程序救濟保障。其次，《憲法》第 24 條規定，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除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外，被害人民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。這一條文確立國家賠償的憲法基礎，直接賦予人民請求權。再者，《憲法》第 152 條至第 157 條及增修條文第 10 條所體現的社會國原則與基本國策，也為國家在面對特定重大受害風險時，建立制度性的補償、支持與保護網絡，提供堅實的憲法依據。

從憲法層次理解被害人保護，重點在於：當人民權利受侵害時，國家是否提供有效救濟；當國家本身侵害人民，或社會重大風險使人民陷於特別損害時，國家是否承擔相應責任。

三、台灣被害人的權利地圖

為協助讀者有效掌握台灣的法律架構，VST 改從被害人保護的實際需求出發，繪製符合台灣法制脈絡的權利地圖。目的在讓每一位被害人都能更清楚回答四個問題：誰應該負責？我在程序中有什麼位置？制度如何預防傷害再發？我可以透過什麼程序請求何種補救？

基於這個思路，VST 將台灣被害人的權利保障整理為 A–B–C–D 四大象限。本文先說明其核心結構；更完整的法律彙整表與分類附於文章後方，供進一步查閱。

A. 國家責任

當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國家的責任並非只有單一樣貌。依據台灣公法學的通說，可區分為三大類型：國家賠償責任、損失補償責任和社會補償責任。前兩者是傳統公法學上的典型責任；第三者則是為了填補前兩者的不足，基於社會國原則所發展出的補充性制度。

A1. 國家賠償責任

這是針對國家「違法」行為所產生的責任。當國家機關本身即為侵害來源，或公務員在執行職務、公共設施設置與管理上存在違法或欠缺時，國家必須直接究責與賠償損害，最核心的法律是《國家賠償法》。而在處理歷史不法、落實轉型正義的脈絡下，《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》與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中的平反、回復、賠償與補償，也屬國家為自身重大違法行為負起實質責任的展現。

A2. 損失補償責任

國家的行為即使完全「合法」，也可能造成被害人權利受損。當國家為了追求整體公共利益而依法行使公權力，卻導致特定人民承受超出一般社會成員應共同負擔的「特別犧牲（Special Sacrifice）」時，基於公共負擔平等與衡平原則，國家必須給予合理補償。最典型、最常見的實例是《土地法》中的合法徵收與土地使用限制；而《刑事補償法》為填補人民受國家合法羈押但最終無罪所喪失的人身自由，也可視為此一法理延伸下的特別補償制度。

A3. 社會補償責任

現代社會存在許多難以歸咎於國家違法，也不完全屬於為公益而特別犧牲的重大損害。當人民因重大風險、無過失事故或高度不對稱的受害結果陷入嚴重不利益時，國家基於社會國原則、社會連帶與風險分擔思維，必須創設特別制度予以補償。最鮮明的指標是 2023 年修法後的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》，該法正式將被害補償金定性為「社會福利給付」，擺脫了過去由國家暫墊再向加害人代位求償的私法思維。其他如《藥害救濟法》、《生產事故救濟條例》與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》，皆是國家透過社會補償或制度性填補，承接無過失風險與特殊受害經驗的法律制度。

A 象限區分：當人民權利遭受重大侵害時，國家承擔責任的態樣為何？

B. 程序保障

被害人保護不只是實體結果問題，也是程序正義問題。即使國家懲罰了加害人，也確保了賠償，假若被害人被排除在程序之外、無法獲得資訊、沒有陳述機會，甚至因程序不友善而遭受二度創傷，那麼這種保護仍然是不完整的。因此，B 象限的重點，是確認被害人在司法、行政或其他救濟程序中的主體地位。

B1. 資訊知情權

被害人有權知道案件進度、程序安排、相關決定與自己的權利內容，而不是只能被動等待通知。

B2. 程序參與權

被害人不應僅被視為程序中的證人，而應被理解為具有資訊、表達、參與與安全利益的程序主體。

B3. 免於二度傷害

所謂二度傷害，是指被害人在尋求救濟或參與程序時，因國家機關、司法程序或專業人員的不當對待，例如羞辱式訊問、程序拖延或缺乏創傷知情，而再次承受的體制性創傷。這與加害人再次施暴所造成的「再度傷害」不同；後者屬於 C 象限預防保護的範疇。

這一象限最核心的法律，包括《刑事訴訟法》、《國民法官法》、《證人保護法》、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、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與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等。它們共同處理的，是程序本身是否對被害人公平、可近用且不再造成傷害。

B 象限區分：被害人在救濟程序中，擁有哪些確保尊嚴與安全的權利？

C. 預防保護

如何預防侵害的發生、如何避免損害的擴大，以及免於再度傷害，對被害人至關重要。法律如何進行風險管理、損害管控和保證不再犯，依據「誰」來承擔防護責任，可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防護網建構方式。

C1. 公私協力

台灣被害人保護法制最鮮明的特徵，就是高度的「公私協力」。面對數量龐大且繁重的保護服務，國家的行政資源難以應對，必須結合民間團體與基金會等第三部門的力量，共同建構專業的支持網絡。
具代表性的法律包括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、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與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等。

C2. 企業責任與市場監管

當被害風險來自營利活動、市場運作或技術發展時，防護網的核心便轉向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義務分配。法律透過事前規範與稽查，強制企業承擔預防被害的責任。這類防護機制散見於《大眾捷運法》（運輸安全）、《水污染防治法》（環境風險管控）、《健康食品管理法》（食品安全把關）以及《銀行法》（金融風險監理）。其目的在於從源頭降低大眾成為無辜被害人的可能性。

C3. 公共治理

面對可能波及全體社會的系統性風險、自然災害或公共秩序威脅，防護網則回歸由國家機關透過公權力直接進行高強度治理。這類主要仰賴國家行政網絡進行預防的法規，包括《傳染病防治法》（公共衛生防線）、《消防法》（災害應變）、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與《國家安全法》。

C 象限區分：如何降低人民被害的整體風險，以及減少被害的損害程度？

D. 救濟賠償（Remedies and Reparations）

「有權利，就有救濟。」法律如何透過有效程序追究責任，並提供與損害相對應的補救形式，不只是權利保護的最後一哩路，也是每一位被害人最切身的現實問題。

D1. 司法訴訟救濟

司法是最基本的救濟途徑。被害人可以依個案性質，以《民法》、《刑法》、《國家賠償法》等實體規範為權利基礎，並透過《民事訴訟法》、《刑事訴訟法》及《行政訴訟法》等程序法典，向法院主張權利、請求損害賠償或撤銷違法處分。

D2. 特別救濟程序

一般訴訟程序往往曠日費時，未必足以回應特定受害情境。針對消費糾紛、商業侵權、特殊事故或轉型正義，法律常設置較專門的救濟制度。例如《消費者保護法》、《核子損害賠償法》、《營業秘密法》與《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》等，都是透過特別法為特定類型的被害人提供較適切的救濟機制。

D3. 多元的賠償形式

台灣社會常將「賠償」等同於金錢補償，但若借鏡國際人權法廣義的 Reparations 概念，反而更能完整說明台灣法律協助被害人的真實樣貌。在實際運作中，台灣的賠償制度已不僅止於金錢給付，更延伸至名譽回復與保護措施等非金錢服務。例如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中的歷史平反，以及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》與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中的訴訟協助與身心康復。這些協助被害人重新生活、參與社會的保護服務，正是國際標準下賠償（Reparations)的多元形式。

D 象限區分：權利要透過什麼程序來救濟？被害人能獲得何種形式的賠償？

四、尋找被害人保護的方向

從這張地圖出發，可以觀察到台灣法制的現況與挑戰。

1. 法律數量豐富，但保護仍有缺漏

雖然法規涵蓋了從傳統犯罪到環境公害的各個領域，但針對某些新興科技犯罪、跨國侵害或深層次結構剝削的被害人，現有制度的承接力道依然不足。

2. 法律規定複雜，架構有待梳理

近百部錯綜複雜的法規，即使是法律專家也難以通盤掌握，遑論處於創傷中的當事人。我們迫切需要跨領域地整合法令，建構一個真正「被害人友善（Victim-Friendly）」的法律架構。

3. 公私協力密切，資源急需整合

目前政府與民間共同構成的保護網絡運作緊密，但資源與權責劃分往往疊床架屋，急需有效的制度整合以提升防護效能。

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：被害人究竟是誰？從台灣法律的整體樣貌來看，被害人不只存在於刑事案件，也不只是一種理想化、被動等待同情的形象。被害人是權利主體。只要權利遭受侵害，就應被法律看見，也應有權要求制度回應。

因此，這張地圖的目的，不只是整理法律，而是為了讓每一位受侵害者都能更清楚找到：自己在台灣法制中的位置，以及可以前往的救濟路徑。 這也是「台灣實踐」頁面想持續展開的工作：從抽象原則走向具體制度，從零散法規走向可導航的知識架構，讓被害人保護不再只是法律條文中的片段存在，而成為一套真正可以被理解、被運用、也值得持續改革的公共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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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

1. 李建良，〈「與有過失」與國家責任——法律用語、概念、原則的融貫思維與體系建構〉，收於《2019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》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法學叢書（7），2023年12月，頁295；另參該文註12。 ↩︎